孟子有一句话，说的很经典：“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最可贵的是卓然不群的意志、操守和骨气，只有具备这种品质的人才算是大丈夫。

东汉的陈蕃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在陈蕃的眼里，只有那些横舟沧海、立马昆仑的人，只有那些志向高远、豪情干云的人，才算得上大丈夫。婆婆妈妈的琐事可与大丈夫沾不上边儿。

与陈蕃同时的赵温则这样说道：“大丈夫当为雄飞，焉能雌伏！”赵温所理解的大丈夫，显然就是做大官的人。赵温原来的职务是郡丞，可能嫌这个官衔太小了吧，说完这句话就辞职了。后来，累拜司徒、录尚书事，终于圆了做“大丈夫”的梦。

东汉还有个叫梁竦的，很有才华但郁郁不得志。他的观点和赵温的差不多，曾这样叹息道：“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食庙，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但与赵温不同的是，他的话说的底气实在不足，不乏自我安慰的味道：做不了大官，读读诗书修身养性也不失为大丈夫。

三国时的李谧，好读书，见着书比啥都亲。他曾这样感叹：“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你看，多牛：只要有书读，给个皇帝也不当。显然，在李谧的心里，拥有学问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不过，读书人也不见得就了不起，也有瞧不起读书的。隋朝有个大将叫来护儿，小时候读书，读到《诗经》里的“击鼓其堂，踊跃用兵”句子时，把书扔到一边叹道：“大丈夫当如此为国灭贼，以助功名，安能区区事砚乎！”无疑地，来护儿心底里的大丈夫显然是那些“功名只应马上取、不必马革裹尸还”的人。来护儿不啻西汉的班超。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对此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曾满怀深情地咏道：“敦诗说礼中军帅，重士轻财大丈夫。”在诗人看来，是不是大丈夫与一个人所处的位置、职务高低和权力大小无关。作为一个大丈夫，不求顶天立地，但至少要做到礼贤下士、仗义疏财。

明朝文人王维宁与白居易的见解似乎“异曲同工”，视角很独特。他说：“丈夫在世当用财，岂为财用。”也就是说，作为大丈夫，既要能挣钱，还要会花钱，不要做钱财的奴隶；只有活的潇洒的人才算是大丈夫。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曾拥有家财巨万，都用在招待宾客、花在吃喝玩乐上了。钱财花光后，在一个月光溶溶的晚上很潇洒地跳河自杀了。

相对于王维宁的偏爱“物质”，东晋的桓温似乎看重“精神”。他曾这样说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在桓温的潜意识里，所谓的大丈夫就是轰轰烈烈的人，就是出人头地的人，就是干出点名堂的人。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惜一切、可以不计后果。桓温的“大丈夫观”的确很另类。

但北齐的开国者高欢似乎更另类，他认为的大丈夫是什么样的呢？有一次他对大臣宋游道说：“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为人，合饮此酒。”你看，多有意思：饮了他杯中酒的人才算是大丈夫，或者说只有大丈夫才配饮他杯中的酒。他的喜好，与他距离的远近，俨然成了评判大丈夫是非的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