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代悲剧的山西疫苗事件

杨耕身

在山西疫苗事件中，来自吕梁交口县的高长宏成为一个最具时代悲剧感的人物。面对媒体记者，他这样喃喃自语：“问题疫苗让我大儿子碰上了，三鹿奶粉又让我小儿子碰上了，我该怎么办？”这句话正成为一颗巨大的摧泪弹，在网络上被引爆开来。然而，在一个公认的高风险时代，高长宏和他的孩子们的遭遇，或许并不是最大的悲剧。作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必须成为被动的受害者，更在于当他们每一次受害，都被伤害得那么彻底。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一扇一再向他们关闭的司法救济之门。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潜伏半年披露的近百名山西儿童疑注射问题疫苗致死致残事件，越来越成为一起更大的公共事件。面对山西方面对报道的矢口否认，更多的媒体开始介入调查，那些问题疫苗受害者家长也开始聚向太原，欲就问题疫苗事件反映情况。他们首先希望进入卫生厅大院，但遭到拒绝，混乱中，有家长被工作人员当众推倒在地。终于得进会议室，但相关领导也没有和他们见面。而在此前，他们还来到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欲起诉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但法院一位庭长明确告诉他们“不立案”。

 我们常常会说，司法是社会正义最后的依杖，是社会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当一切都等到了“最后”，他们却发现已经完全失去了所有。而这已不是孤证。太原法院对问题疫苗诉讼拒不立案现象，在三聚氰胺风波中就已经出现过。自三鹿事件之后，国内已经有多起起诉三鹿集团的诉讼案件，但是最终，全国范围内未有一起此类诉讼被法院立案，法院也均未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这就是高长宏作为一个最具时代悲剧感的意义所在：他的两个孩子分别遭遇到了三聚氰胺与问题疫苗两种荼毒，但他们的权利尊严请求都不得不遭遇同一种结局。

 过多地责问司法何以不独不立，并不是我们的惟一目的。必须要追问的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没有理由不予立案的司法部门，到底是一种什么原因使他们避走于职能之外？三鹿讼案不予受理，其时法院经明确表示，不予立案的原因是需等待政府的赔偿方案。对此，舆论锐利地指出，此乃“行政架空司法”之铁证。那么谁能说，在问题疫苗的背后，没有同样的一只有形之手在发挥作用？如果这样的猜测并不是那么匪夷所思，那么我们已经必须得反思，有一种势力，已经为所欲为或者说已经失控到了怎样的地步？

 在媒体披露的山西疫苗事件中，这已是一只贯穿始终的权力之手。从冒充“卫生部企业”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山西省疫苗供应的垄断，到一些注射问题疫苗的受害者家庭的求告无门，再到对那名“体制内的反叛者”、问题疫苗事件举报人、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的免职处理，再到王克勤报道甫出之后对网络转载的大量删除，及至对某通讯分社的“公关”，直至出现将受害者家长当众推倒在地……这样的一只手，看不见，也不知道来自哪里，但它分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且总是那样霸道，蛮横，仿佛可以只手遮天。

 山西疫苗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山西方面何以总是这般上下其手，讳莫如深？或许，我们正好可以经由此处，去看清一种时代悲剧的源起，看清一种真相大白之前的迷离与离奇。这个世界，或许真像达林法官曾经说到过：许多真相被道出，但更多的真相被隐瞒。在我看来，其中真正让人痛心的，不在于有多少真相被隐瞒，而在于一种追求真相的艰难过程。它同时也意味着，既使有一种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但那些掣肘着真相大白的力量，常常被无意识地隐瞒在了时代的最幽暗之处。这已是更大的悲剧所在。（转帖）